民革成立后，设立几个委员会，其中有宣传委员会，由陈勋先、梅龚彬负责，我是作为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兼宣传委员并任秘书。工作人员除我之外，还有刚从中大毕业的胡遂良。我们两人都不拿工资的,民革只管一宿两餐，所谓一宿就是在办公室里睡帆布床，一早起来，又把帆布床收起。

当时的“民革总部”不便与外界联系，我的通信处仍留在德辅道在太子行的大厦公司——这是陈树渠个人的企业。我到香港之后与龙川亲友的往来信件很多，找我的人亦多。如郑浩、陈友兴、黄告平等之入达德学院学习都是先与我联系的;吴世民、张建奎到香港来搭线，要找中共负责人饶彰风谈及如何率队起义的问题，我亦为接通了线，并将起义的办法等告诉了他们;我那“金中”时的学生曾炎祥也来香港找到我，我先介绍他参加“民革”外围的学习会;我还认识了黄西平的司机郑庐和彭思翘，他们对我很好，以后我去云南“策反”时还是他们用黄西平的车送我到机场的;还有张化如、彭赤霞、张国馨、方硕梅、张鹤文等诸乡贤，来香港找民民主人士(或探亲)，都是通过这个大厦公司的通讯处址找到我，由我事先为之约定时间、地点的，当时往来香港无须任何手续。1949年春我去云南“策反”，临行前，曾写一信给龙川县长黄学森，希冀他认清形势，及时反正,.也同样是用这个通信处发信的。

那时在“民革”除了一般的工作，如写些发表声明一类文章外，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要办机关报。民革上层领导，亦为此事想方设法。不久，梅龚彬告诉我，办报有头绪了，是上海《文汇报》的人马，他们管编印，我们管理，现在急需解决的是社址和印刷问题。
我和冯伯恒便想到陈树渠的《大同报》。他目前既无意办报，香港荷里活道的《大同报》的房子和印刷机闲着无用，不如租来给〈《文汇报》使用。
陈树渠也愿意出租。《文汇报》方面由马季良(唐纳)出面与陈树渠商谈，讨价还价后，便在陈树渠的大厦公司里签约，即时交割明白，由我进去负责保管。

这个报馆并不大，地下是机器，楼上是编辑、发行、总务的办公室。在上海《文汇报》人马来到之时，专门看守的责任，落在我身上。我便从坚尼地道52号搬来荷里活道报馆里了。我一人看守这房子差不多看了两个月。上海人马一到，我的生活方面大变。他们说上海话，我听得很别扭，尤其我与徐铸成先生，都睡帆布床，面对面，他正在看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说那书写得很好，一看就到夜间二、三点钟，这是他的习惯。我却不习惯，但我仍然决心在《文汇报》干下去，直到1948年8月《文汇报》正要分定岗位，准备正式开张出版之时，我忽然被民羊派去云南搞“策反”去了，我的文笔生涯就此结束。

民革成立以后，注意做两件事，一是搞《文汇报》，一是搞“策反”，搞武装。当时确是有许多秘密人物来香港接头商议，如何军事起义、反正的，其中云南万保邦的大举就是一例。

龙云旧部万保邦原是国民党云南军队第64军军长，参加过台儿庄作战。这时在云南军队赋闲派人来香港与李济深、龙云联系，说可以组织武装，占领昆明，与蒋军对抗，成为民革的反蒋基地。民革有人赞成，说东北人民解放军仍未入关，在蒋政权后方军事搞乱有好处。亦有人反对，说那组织起来的是地主武装，招安的土匪，对革命没有什么好处。中共华南分局认为不妨去看看，于是民革派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去了解情况（情况很复杂的，一时不容易讲清楚。我曾写有回忆录《滇南风云录》专记其事始末)。不久我便回来香港汇报情况。

一到香港，朱蕴山、梅龚彬已经在酒店里，要化装北上了。他们说一二天内就要走了。云南总的情况怎样?我说，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要搞武装起义，是不行的，要失败的。他们说，现在陈汝棠留守后方，可写报告，一份给民草中央，一份给中共华南分局，我要见见李济深，他们说不行了，以不见为好。

这样，我就住在坚尼地道52号。中共香港分局统战负责人饶彰风叫我等着，最近将与他们一起返东江去搞政治、军事的工作。我正等待饶彰风的消息返东江工作时，萧隽英老师先来告诉我，中共香港分局领导同志潘汉年要我再去云南一次（先给我思想准备)。接着晚上饶彰风要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华商报》。彰风说，是潘汉年约我见面，交待此行的任务等。抵报馆后，潘汉年正好与另一位朋友谈话。我在客厅里等了一会儿，彰风告诉他，我已到了。潘汉年说，话未说完，请彰风将此行任务转告我就行了。杉风又对我说，林李明亦将与我同时去云南，且已告知了中共云南方面，说明我是去云南执行任务的。还说此行任务重大，只有我才适合去完成。原来我离开昆明之后，万保邦于1949年2月间发动武装起义，组织不好，战斗力不强，几天功夫，就被国民党军队打跨了。打败的散兵游勇，在滇东南地区乱窜。要把这些队伍找到交给当地的中共部队收编。因为我与万保邦的部下打过交道，在云南的两广纵队中亦有同学，是熟朋友，所以我是最适合的人选。不过当时部队流动性很大，我要多走路，辛苦一点而已。我接受任务，马上出发。这样我就又匆匆离别寄居三年的香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