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龙川党史1997年 12月（总节19期）出版的第119页至133页，有关三反运动的情况，深有感触。我是三反运动受教育者。往事如烟，经受了严竣考验，值得回忆。我觉得把自己的经历所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让今人和后人了解、探讨，不是没有益处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毛主席义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的本色;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教育了全党同志，挽救了一批干部。由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局限和某些人的政策水平与素质问题，难免出现一些偏差。龙川在三反运动高潮中曾经出现乱打乱斗，逼供信的现象，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同志，.留下后遗症。也影响了当时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经引起全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并大都作了纠正。

我在龙川县大队工作期问，与公安局的黄素、陈超等同志互相支持、团结协作得好。东江地委，军分区召我同黄素同志到惠阳开会，汇报并部署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的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我是1951年9月奉命调到华南军区干部部工作，1952年我在军区干部部参加三反运动。学习文件，动员之后，我主动向组织交代了一些情况和问题。但“打虎”队认为，我在龙川县大队任职期间，独当一面，远离领导的环境中，一定有问题，怀疑我是“老虎”。于是派人送我回龙川县大队接受揭发调查。当时监护我回龙川的是军区干部部的吕宝义(辽宁人)）李木开(五华人)两同志。先到惠阳，经过东江军分区再到龙川县。住在老隆关帝庙(今县文化馆的地方)，当时是县大队县武装部所在地。限制自由，不准与别人交谈。天天开会，动员群众捡举揭发。其实对我的意见很少，对另一位副政委的意见比较多。同时，派人到我家乡调查我的家庭及亲属的经济状况。我的家和亲属们都很穷，住的是祖传的几间破旧砖瓦房，几件几代人用过的破棉絮和一些衣服，农具非常简单，找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调查结果，没有找到所谓贪污款物。

1952年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阶段。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注:旧币1万元，等于现在1元)。中央决定，限期发动“三反”斗争，提出打虎指标。从此，全国掀起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三反”运动。

龙川县在三反运动中，打虎队搞逼供信，吊打怀疑对象，抓起来，关起来斗。县大队、县武装部与公安局之间，曾一度出现相互揭、打对方的所谓老虎,公安局曾扣押县大队，县武装部的人，于是县大队和武装部出兵登山（现县政府所在的山头)架起机枪，对着公安局，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恰巧，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同志赴粤东检查工作，到达龙川。古大存同志非常严肃的批评县大队武装部，质问:你们的枪口对谁?枪是打敌人，怎么能打自己的同志。命令马上撤回，检讨错误。(黄素同志当时在鹤市检查工作）东江军分区司令部二科(情报科)科长周应芬同志到龙川县大队，武装部领导三反运动。(周是惠阳人，现佛山军分区干体所)。古大存同志批评魏则鸣同志领导不力。(魏是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有人说，这是东江军分区副司令员蓝造同志指挥的。华南军区令蓝到广州反省一周，作检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魏则鸣同志在广州工作期间，蓝造同志在广州老干所休养期间，我去看望这两位老领导，都谈及此事。其实蓝造同志并没有指挥这样做。澄清了事实以后，蓝造同志调到武汉军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