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他曾任东二支队司令部秘书，机关党总支书记，后转到中共东江地委组织部任科长。1950年5月调回龙川后参加土改。先后任龙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代理县长。由于刚解放，社会情况复杂，经济短缺，人力不足(县府干部包括勤杂在内不足一百人)，他又积劳成疾，主持政府工作，常碰到重重困难。但他以最大毅力，带病坚持工作，和全体干部一起群策群力克服困难，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也就此时(1952年下半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集中全县干部进行整队。在整队动员大会一开始，就以“他给县委书记一封信”为依据，由县委书记宣布:黄民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主家庭，是一个“阶级异已分子”。(在这里说明一个有关他寄信的由来。经土改复查他家被评为地主后，黄民寄过三封信，第一封给县委书记，作为向党交心表态，在表态过程中联系实际谈了一下家庭情况;第二封信给当地农会，支持农会对他家庭成份的评定，支持贫雇农对他家庭的清算和批斗;第三封信给他父母亲，教育他们要遵纪守法，服从管制和清算，要积极参加劳动改造。以上三封信内容即使是用过去的观点，也是正确的，没有包庇地主家庭的行为)。当众立即把他拉下主席台，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批斗，随即宣布他监闭反省。这突如其来的人格污辱和精神上的严重打击，他毫不惊慌，历时三个多钟头的批斗后，他从容地走进县委“黄民监闭室”。他在警卫员谢成焕陪同下，天天写所谓交待检查，在此应十分感谢谢成焕同志给予他当时生活上无微不致的照顾和精神上鼓励与安慰。而我当时却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莫名其妙。为什么当介绍我和黄民谈恋爱时，县委个别领导和土改团的负责同志竟对我说，黄民对革命如何有功，他身体不好也是为革命工作劳累所致;要是你能答应和他结为夫妻，也是对革命工作一份贡献。对黄民多么高的评价!然而又为什么我们婚后不到一年，他就竟成了我的“阶级敌人”?我想不通，当场哭了。后派来一个科长和我谈话，说我是共青团员，家庭出身贫苦，要站稳阶级立场，与黄民划清界线（暗示离婚)，否则会影响今后前途。当时我是非难分，默不作声。后来我去到县委监护室，问黄民弄个明白。他非常坚定自信地说:“黄民不是这个人，我没有做亏心事，对得起党和人民，我也完全相信党和广大群众，总会有一天把我的·问题弄清，我经得起暂时的委屈。倒反而担心你这个刚出校门的干部会经不起风浪”。我明白他的意思(怕我提出离婚)，我说我将会与你风雨同舟。因此,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鼓舞。1953年黄民调离龙川到粤东区党委等待处理和安排。后经上级党委批准给予黄民“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降四级”的处分，安排在韩江下游防洪灌溉指挥部负责总务工作。他也丝毫没有悲观失望，一方面服从组织安排，不论是管理民工、饭堂、行政什务甚至采买工作等都一一做好。另方面按照组织手续，向上级党委申诉，要求复查处分结论，纠正错案。1954年下半年调惠阳高级中学任教。

别人对他论长议短，他泰然处之。同年底经华南分局组织复查，改变了他的处分结论，接着任惠阳高级中学副教导主任，后调惠州师范学校任副校长、校长、支部书记等职。惠师是省重点学校，开设中师、幼师、函授、在职中小学教师短期培训等专业，教学任务繁重，他着重抓好教学管理，要求师生严教勤学，为中小学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取得了显著成绩，被评为省教育先进单位，他本人被评为省教育先进工作者。1962年2月调佛山专署教育局任副局长兼教研室主任。带领研究人员深入各市县中小学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抓好教改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得到地委文教书记好评。佛山一中是省重点中学，省教厅强调要加强领导，1964年他奉命调佛山一中任校长、党支部书记。在校任职期间，认真贡彻党的教育方针，搞了一批基本建设，充实了学校的教育设备，使学生德、智、体等有了较大的提高，受到省教厅的表扬。他在教育战线默默耕耘二十载，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真可谓桃李芬芳遍中外。不论公差外出，到部门办事，外出旅游参观，甚至到医院看病，都可以碰上他的学生，他们都非常热情地为他代劳，甚至设宴招待，使他感到莫大欣慰。1975年后任佛山市交通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他干一行爱一行，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民主，既是领导，又下基层当学徒，向科技人员、工人学习，走群众路线，艰苦创业，取得了一定成绩。1980年年届花甲，疾病缠身，组织上安排他为交通系统顾问，市政协委员，1985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