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来中山大学探访我。这时,我已参加了李济琛将军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参加抗日学生运动了。中山大学的学生抗日运动很活跃,有新文字、文艺、理论各种学习团体,崇礼先生非常向往。我们互相谈了大学里面学生运动的情况,他表示是来中山大学取经的。我们谈得很兴奋。当谈到新文化思想时,他说是否可借点书看看,看完即还,我借一本介绍唯物辩证法，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给他,他很高兴,临别时,他说读完就还。但是过了不几天,来信说,书又暂借给别人,迟几天再还。过了不久又来信说,书又给朋友借给别的朋友，那位朋友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恐怕难以追还了。我很高兴,这些宣传革命思想的书，有如火种一样,经过他的手，一传二、二传三,将会传播给更多的人。

1938年秋,我和黄幸文同志从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回到龙川。我将台儿庄大捷及南昌前线作战的事迹到处宣传,很受欢迎。这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很快,要新党员及发展对象集中起来进行学习,于是组织“龙川青年自我教育学习班”,以隆师的大礼堂做课堂。1939年1月21日开学，龙川上层党政人士都来参加。晚上有一个联欢会，来的人就不多了,而黄崇礼、张伯良等几人来了,从广州来龙川工作的中共党员李健行、张凤楼、刘汝琛亦来了,跟学员在一起唱歌、说故事。我是学习班的班主任,那晚,我亦很兴奋,我高声独唱一曲〈黄河之恋》。开始唱“追兵来了,可奈何”时,还不怎么引起注意,但唱到“不愿做亡国奴”那一句时,大家高声唱起来，黄崇礼用手指敲桌打拍,不断地点头,他很兴奋,大力鼓掌。那晚会开得很好,尽兴而散。散会后，黄崇礼先生和我又谈很久。他说,他听我歌唱《黄河之恋》,悲歌慷慨,气势雄壮,很受感动,他愿意跟青年们一起生活、工作。他说龙川有更多自我学习班的青年就有生气了。我们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他很赞成,他对国民党官僚腐化,很反感。他说,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是会骂他几句的,但决不会骂共产党。廷安太令人羡慕了。以后,听金安中学的学生说,在他当金中校长时,没有听他骂过共产党,坚守信义,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