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12-28 来源：
那时,龙川中共地下党是把张国馨、张鹤文、黄崇礼作为社会开明人士,作为重点团结对象的。经过这次互倾衷肠,我们更接近黄崇礼先生。
1941年冬香港沦陷后,我于次年春逃出虎口,回到故乡。不料“陶女事件”发生,我被捕入狱,关在佗城东坝国民党龙川县看守所。所长邓贵良,是龙川一中同学,他待我很好。他劝我给社会知名人士写求援信，造点舆论,并为我准备好纸笔墨。我以正楷写一封长信,叙述陶女逃婚时,我正在香港，与我毫无关系,希望社会主持公道。那封为自己辩解的信,写得有根有据，入情入理。崇礼先生得到我的信后,很快就来佗城东坝看守所看我。
一别又经三年,这次竟在狱中相见，另有一番滋味。我很平静,他却很激动,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表示当尽力救援我。他发议论,说国民党政府太差劲,把较有为作为的青年,都说他是共产党,把好人往共产党那里推，国民党怎么能好起来呢!临别时,他紧握我的手,叫我保重身体，他将尽力设法救援我,说我一定可以无事出狱的。过了几年他和我谈起此事，他说他怕我遇害,把那封信小心保存起来，万一不幸出了问题，那信就是你向社会呼吁主持公道的珍贵遗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