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除我的党籍时要我用书面表示意见。我说,我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并保证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又是一个共产党员。三十年代我小学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务农。后来听到贝岭乡米贝村马骏和我小学老师李卓宣都同往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闹革命去了。我恨当时不知道此情而未跟他们去。于是我去找到在小学时与李卓宣至要好的袁绣文老师,我表明决心要去延安,问他有无办法与李联系。他看我决心大,便说办法是有的,不过困难也多。江西那个联络点已撤了,要到武汉去联系。同时要近百元路费。近百元路费对我来说是大难题。一年后我又去找袁绣文老师帮忙联系,他说现在不能去。因洛阳、潼关一带国民党设卡，拦截去延安的青年,我才打消这个念头。因我跟共产党走是诚心坚决的,所以我敢保证十年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共产党员。事实上到粤东区党委干校不到一年，就恢复了我的党籍,并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1952年中秋节前，龙川县将我和叶亚新(通衢区副区长)、黄用舒、公安局邬××兄弟两人、老隆镇长×××等十余人同车送到东江地委。当时东江地委又进行并入粤东区党委。故我们到惠州后没有开过什么会，只住了十多天后又把我们和东江地委所辖各县送来的干部一同送往潮安粤东区党委干校学习受审。区党委书记王延春,副书记焦林义,组织部长罗天,宣传部长杨应彬。1953年龙川县委秘书陈浩明、文化局干部张文伟亦来干校学习。全校达千人以上,来自粤东区各县。在校内分三种类型管理:(一)在校内自由行走并可出街。(二)在校内可自由走动但出街要请假。我是属于这一种。(三)在校内行动不能自由。龙川县的张梅萼、惠阳叶月云都是干校干部,他俩都和我提过问题谈过话。叶月云经常到我学习小组指导学习和讨论,必要时还把讨论内容及个人发言记录在本子上。小组会上各人要交代问题和进行分析批判。但都是说理、说法,没有进行“迫、攻、审”或打人情况。据参加惠州受审查后来干校的干部说,当时在东江地委受审查干部在小组会上进行交代问题时,进行“迫、攻、审”,随便乱打人。而粤东干校各小组在交代问题和分析批判中,总按说理说法的程序,没有采用“迫、攻、审”。可仍有一个人可能是罪大恶极者,自行投井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