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父亲也作为龙川县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在龙川的代理人，被揪斗。带着用钢筋为支架做成的纸角帽，游街示众。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父亲又被扣上阶级异已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以陈超为首的四甲“叛徒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造反派们还要父亲跪在打碎的玻璃和沙子上，直到膝盖流血不止还不肯罢休；到了晚上拳打脚踢，吊飞机，坐老虎凳，什么刑罚都用上。其目的无非就是要逼父亲承认自己是什么四甲“叛徒集团”头子。但作为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名共产党员，是不会那么容易屈服的。更为可笑的是，父亲当年发动全县人民种下的桐油树，也被他们作为父亲走资派的罪状，受到了砍伐和毁灭。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最记忆犹深的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迎面走来一位肩上扛着一条百来斤重大水管的黄瘦汉子，他后面跟着几个押着他的人。我走向前去，仔细一认，竟然是多年未见的父亲。我赶紧走向前去向父亲打招呼。父亲跟我说道:“现在是要抬着这条大水管到“水坑里”那个地方去。”因押着他的人员不许他多说话，他只简单地问了下家里的情况。在“文革”期间，父亲进过牛棚，坐过牢，受过许多非人的待遇。但他从没有怀疑过党，他总是说着这样一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他只是偶然说过:“一定有坏人在破坏国家安定，破坏党的团结。”

1972年7月，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平反，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全国解放，第二次是今年平反)。1973年2月，父亲被委任为中共和平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在担任和平县委副书记期间，父亲长期深入农村，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曾亲眼目睹父亲在和平胜地坑水库跟群众一起抬石头修堤坝。他几乎踏遍和平山区的山山水水，与农民-一道搞农田基本建设。亲自拿着锄头，挑着基肥与农民一齐劳动。不认识他的，还以为他是农村中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大约是1974年或1975年间)《南方日报》登载了父亲一幅正在劳动的照片。照片中介绍了父亲的事迹。1975年父亲由于长年工作艰辛，身体似乎越来越差。在我们家人强烈的要求下，到龙川开会时，他顺便在龙川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终于发现他已身患肺癌，并于当年在广州中山医学院作了切除手术。

父亲在治疗期间，仍然不忘他的工作。在病情稍为稳定时，他又奔赴广大农村去了解生产情况，进行农田基本建设。1976年毛主席去世,父亲又被在和平的“文革”造反派，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和邓小平在和平县的还乡团团长之名，要抓去游街和戴纸角帽。正在乌云滚滚之时，10月一声春雷震天响，“四人帮”被打倒，乌云彻底吹散。1978年3月父亲调离和平县，被委任为惠阳地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父亲因癌症转移到脑部，前往中山医学院治疗。后因种种原因无法施予手术，双目也开始失眠。应家乡老同志邀请，他返回龙川中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父亲一直关心国家大事。我在龙川中医院护理他期间，他天天晚上都要我打开收音机，收听党中央的新闻。每当有战友寄来信件，他总要让我读给他听。记得他的一位叫杨茂的战友曾写来几首诗，他让我读给他听时，当我读到:“秋山黄叶飞，坚贞志不推”时，他双目失眠的眼里竟然流下了眼泪，他被战友的鼓舞所感动。然而，一月后，父亲在经历了长达5年之久的癌症折磨和人世间的无数沧桑后，竟永远地告别了人间。父亲虽然走了，但他常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至今还响在我的耳旁:“我不好好工作，就对不起人民，如果我干工作累死了，人民会为我树碑。”是的，我相信一个高尚的共产党员，他只要真正的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会为他树起心中的丰碑!

父亲，我深深地怀念您。安息吧，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