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我在龙川中学读二年级时，余进文与我同校，他读一年级春季班。从那时起，我俩开始相识。当时他在他的班内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在我的班里我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个。我14岁，他13岁。他这个班的同学后来参加革命的、加人共产党的人数最多。他和马俊（维忠)、骆仰文、张民宪（漫天)、魏南金、谢梅添、张增文等7人都是同班同学，且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现仍健在的有魏南金、谢梅添、张增文)。

1934年我和马俊、李卓宣、袁克夷在广州时决定，马俊和李卓宣先行去延安投奔革命。困筹措不足川资旅费，遂由马俊回龙川找余进文商量。余慨然从家里拿了十五块钱白银给马俊，这样马俊和李卓宣才去了延安，投奔陕北公学，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翌年10月广州沦陷后我回到龙川。余进文和黄慈宽来到我家里找我。后来，经进交和慈宽同志介绍我加入中共组织(我入党宣誓时，监誓人是张克明)。1939年组织上派我去了增(城)博(罗)抗日前线。1940年组织上又调我打入河源国民党灯塔区署，并掩护张其初同志在三河活动。后被叛徒告密，我被国民党通缉追捕，中共河源县委林耀族同志叫我回龙川掩蔽。又将我的组织关系转给余进文，由余再转给湘哥（饶璜湘同志)。因此，我便由后东特委钟俊贤同志与我单线联系。1938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麦文同志来龙川重建中共党组织。继黄慈宽、刘春乾入党后，余进文成为当时龙川的第三个共产党员。

1942年中共粤北省委被破坏后，翌年我入广州大学(迁韶关)以藉读书作掩护。我邀余进文、刘斐成（刘波)、叶春（观谓)、及我弟弟来广州大学就读。我在法律系本科,进文在中文系，刘波入计政班，观谓及我弟弟入附中高二班。不久韶关告急，第一次大疏散。进文与我及观谓、刘波、黄向青(荣新)、黄仕和我弟弟等7人，由韶关经始兴隘子步行回龙川，后来许多学校亦先后迁来龙川、兴宁复校。余进文在家时，有段时间是中共组织叫他去竞选为龙川莲塘乡乡长，争取一切进步力量，团结抗日群众，并为乡民减轻国民党对老百姓的一切横征暴敛之扰民苛政，赢得乡民的拥护。后来被国民党龙川县政府侦知他是“异党分子”派县警队拘捕他。当县警由老隆过横水渡时，掌渡的船工闻知是去莲塘乡捉余进文乡长的，渡船靠岸，船工就抢先去给进文报信。恰好县警队里有个班长特意把队伍拉下来休息，故意拖延了时间。余闻讯后，立即出走，跑到屋后山上暂时躲藏起来，以后便离开龙川幸免于难。抗日胜利后，1946年我在广州时，进文来见到我。是年中秋后，他送我去新会。尔后，他就去香港入达德学院学习，以后他又从香港中共组织派遣回九连游击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