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彼此都离休了。不幸于1993年进文竟一病去逝！他辞世后，刘波同志的车等不及我，使我未能去佛山向他遗体告别，遗憾至今！

余进文同志一生都是为了革命。他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始，他为革命、为同志、为党的事业，从家庭中，从物质上、金钱上都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地尽力而为。我知道的，周大洲、陈学贤夫妇曾长期住在他家里以掩护工作；龙川重建中共组织后的1939年2月龙川县委第一次党代会议也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余进文同志仙逝的三年后，1996年11月又一个噩耗传来——廖寿煌同志辞世了!

廖寿煌同志是本邑通衢镇新径村人，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1932年他从龙川二中转学来龙川一中初中三年级，与我同班。毕业后，1933年又在广州知用中学高中部与他同学。我在普一乙班，他在普一戊班，虽不同班，但旅居他乡，同乡同学的情感更为笃深。加上当时我们都深刻痛恨旧社会的黑暗，政治观点一致，我们都追求真理，彼此引为知己。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

抗曰战争爆发后，1938年他投奔革命到延安，投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怀抱。自广州一别，天各一方。直到1982年秋，他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托，以副组长的身份带领工作组到深圳从事调研时，我去深圳新园才见到他。几乎半个世纪了，人间沧桑，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相见之下彼此不胜感慨。他曾动情地对我说：1938年我去延安，都是你鼓励我去的啊。他还说，当时在广州时，你叫叫我去柏子路找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写介绍信去延安“抗大”，在“抗大”时黄烈与我同班。我当班长，我先参党，以后我介绍他(黄烈)也参了党……。

“文革”期间我被遣送回龙川管制监督劳动改造。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个“外调组”，要我写证明材料，证明廖寿煌是否参加过国民党……。我当时只有实事求是地写他确实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外调组的人看后很不满意。竟粗暴地威胁我说：他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你要老实交代……我说，没有就是没有。我断然拒再写，外调组的人只好悻悻然而去。

寿煌逝世后，我们从悼念活动中获悉该单位对他革命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现不妨将其悼词谨录如后，聊表对他的崇敬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