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资深的学者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中国人民的共识。

“文革”期间，我与叶绍基同志同在龙川县林业局共事，同被揪斗，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他于1968年9月含冤去世，年仅49岁。他离开我们已31个春秋了，今年是他的八十寿辰。谨以此文悼念他。

我是和平县彭寨人，也曾就读和平四联中学。建国后在龙川县林业局工作。1967年春,林业局揪斗了二十多个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经“筛选”，林业局只剩下四个人(叶绍基正局长、谢国华副局长、黄云恺股长、黄富增资料员）所谓“四大金刚”。叶绍基有五顶帽子(（国民党乡长、富农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在林业局无疑是首当其冲了。一开始我们被关闭起来，后天天做些体力劳动，如挑水、打扫卫生。劳动时还可以互相讲话。当时叶绍基问我你曾否被斗过。我说，我吃闲饭,还未被斗。叶又说，要做好思想准备，俗话说，“大姐轮到妹”。我给他们斗了十几次了，这班家伙心狼手毒，望你要顶住,没有的事绝不能承认。又说，被打死是鬼，打不死就是人。不多久，“四大金刚”被隔离了。叶绍基住二楼一个单房，我住楼梯下地板上，黄富增住一间暗室。这段时间,白天斗谢国华，夜晚斗叶绍基。我经常听到绍基被拷打的叫声,真令人寒心。当时还有所谓早请示晚汇报制度。造反派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可是，叶绍基却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毛主席像前跪着哭喊:“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对你老人家不住，我没有做好工作；但我没有叛变革命、叛变党。”这是一个真正革命者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哭诉。

1969年秋的一天,黄富增对我说:“造反派使用最残忍的手段烤打叶绍基同志，说他任东水乡乡长就是国民党的情报员。叶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特务，是党组织派我打进去的，我劝说警察所巡官刘进率部带枪投奔共产党游击队，这是最好的证明。’造反派们一齐高声叫嚷:‘这个家伙狡滑、不承认就给我打。’于是木棍、拳脚齐下，打得叶绍基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人是血肉之躯，最后，终于无法承受而晕倒在地，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