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使我联想起1967年秋的一天晚上，在林业局院子内,“斗争大叛徒黄云恺。”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就是死路一条”等口号，要我交代两个问题。一是怎样自首的，二是怎样入党的。我说，我没有参加游击队，仅仅参加过游击队举办的青干班学习，学习回来在甘坑村当过农会长。农会是群众组织，不当作参队，我没有自首，也没有入党。造反派们高声吼:“你戴的黑牌分明写着大叛徒黄云恺，还想抵赖。”接着又吼叫:“你写自首书，用什么笔？毛笔还是钢笔，用什么纸?十行纸还是白纸；自首书交给谁人。谁人介绍你入党，在什么地方宣誓等等。”我说:“都没有这回事。”顿时大声说:“不讲就打”。于是用木棍的、用拳头的、用脚踢的一齐来。这天被折磨了一整夜。天刚亮换班再斗，这就是所谓“车轮战”。有人用一块装有洋钉的小木板，朝我头部乱打，即时鲜血直流，从面颊两边一直流到地上，还强迫我用手帕抹干净地上的血迹。大天亮了，我不洗脸去见军代表，军代表却说:“你是不听话，他们就会打了”。我又找工代表黄日效，他看见我脸上有血就问，是谁打你，我说,刘××。他又说:“等下要开小组长、记录员会议，不允许这样打人。”还说：“没有的事你不要承认。承认了难翻案。我看过你的档案，你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本可给你结案的，但局里不同意，你有什么要求可提出来”。我说:“看病、休息”。他即叫蓝良同志护送我到门诊看病，经医生打针和服药、休息后，稍有好转。想起黄日效一席话，感到世上还有讲天理良心的人在。不久，那些人面兽心的家伙，又搞换汤不换药的批斗，改换擦耳朵了。我跪着，他站在我后面，双脚夹在我的腰背里，他那双黑手用力磨擦我的双耳，擦得全身像通电一样。双耳被擦肿了，还用手指来弹，双耳已肿痛不堪，又不准去看病。直到现在，右耳还没有恢复原样，留下了“文革”伤痕。

1967年冬，我和叶绍基等到两渡河“五七”干校改造。大家共住一个大房，可是叶绍基却住在农科所既矮小又狭窄的兔子屋里，还派人监视呢！除叶绍基外，我们每天都可以出来劳动，种菜、挑肥等。但从此我就没有见过叶绍基了。大约过了半年以后，一些难友告诉我，叶绍基同志被残酷斗争含冤去世了，闻讯之下，真叫我无限震惊，悲痛不已。

1969年冬，我与陈超等十多个人又被调到半径“五七”干校分校,这时可过集体生活，白天劳动，晚上集体学习。1971年冬，又调回两渡河“五七”干校，这时我向上级部门写报告，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作了批复:“报告已转龙川县革委会调查落实处理，希你与他们联系。”一个月后，县政工组两位同志到干校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林业局解决不了，将由干校落实”。1972年秋，县革委通知:“你的所谓叛徒，查无实据，应予否定，收回工作，补发工资，恢复职务”。天啊！我足足被无端整了五年零三个月。然而，我与叶绍基同志同受难,可他早已含冤去世，而我还幸存于世，使我无时不怀念他、痛悼他：忠诚于党、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刚正不阿；蒙冤受屈，忠贞不二；高风亮节，堪称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