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基同志于1968年月含冤去世之后，他全家特别是他的夫人，在政治上受歧视，在日常生活中受压抑打击。林业局造反派叫她立即搬出林业局宿舍，并将她的床板、被帐、家具厨具等生活用品全部搬出露天，她只好带着五个孩子含着眼泪在露天过了一夜。次日感谢“五七”干校领导批准，全家住进“五七”千校的一间小房内。她当时的工资才42元，六个人吃饭，三个小孩读书，为节约开支，他们只好在“五七”干校集体伙房搭食，一份菜六个人吃。后来确实维持不下去，1969年5月16日她带着孩子们回老家和平东水参加农业生产队集体劳动，直至1972年12月复出龙川附城食品站工作。

有了一份正常的工作，有了一个临时的家（食品站),思想上稍为安下来。但是小孩在校读书也受人歧视，同学们看不起，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重。张淑英同志翻来复去的想，关键是叶绍基的死因问题，要弄清楚。是硬骨头临死不屈，死在丧尽天良的打手们的魔掌下，还是软骨头委曲求全，上吊自杀呢?带着这个问题化悲痛为力量，为丈夫的死因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找当年被揪斗过的老同志、老领导，并找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查明事实真象，走访有关当事人等。从而她获悉了一张所谓验尸记录，写着：叶绍基是畏罪吊颈自杀……记录员黄××。为此，张淑英要求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钟南天同志核实叶的死因。县落实办派员与记录员进行核查工作。问:“叶绍基畏罪吊颈自杀，死后是谁人把吊绳割断放下尸体来的?”记录员答:“我记不清楚。”又问:“是用什么绳索吊颈的?”答:“用行军壶的带子。”“除叶用的这张棉被（有单被的)当作棺材包裹叶绍基尸体埋了之外，其它衣物及这个行军壶，张淑英都带回家中来了。现行军壶连壶并带子仍原封不动完整无损。”黄无语。又问:“兔子房门背这一枚1.5市寸长的铁钉子却没有一点弯曲，且这枚铁钉离地高度只有1.3公尺，而叶绍基身高1.65公尺，怎能吊得死呢?”记录员:“我不清楚。”再问:“叶绍基死后，桌面上那张留条(遗书)写着：这两个面包留给我文辉滋嚼、滋嚼。这张字条的字迹不是叶绍基写的。”记录员:“我确实不知道，领导叫我怎样写我就怎样写了。”